父亲是一座雕像

父亲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，我仍然会时常想起他——而且时间愈久思念愈深。每当想起父亲，眼前就会出现一幅画面：他就站在他坟前的一个土岗上，头上戴着一顶破旧的火车头棉帽，两边折上去的护耳在风中摇摆，抬着右臂，微张着口，满面笑容地和我打着招呼……

已经几十年了。这幅画面源自令我终生难忘甚至是撕心裂肺的那次离别。

我家住在不算太偏远的农村，父亲直到30岁上才有了我。在我之前，母亲曾经生过两个孩子，但都不幸夭折了。可知我的到来，给父母带来了多大欢乐。我从小就是个乖孩子，喜欢读书，上学后一帆风顺，到1965年又考上了省里的重点高中。当年谁都知道，进了这所高中，一只脚就已迈进了大学之门。我兴奋地憧憬着未来的光明和灿烂，父亲的心中也陡增了无限的骄傲和希望。

可是，这一切都在一年之后发生了突变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，学校解散了，所有学生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我家在农村，自然是重回我做梦都以为会离开的那个贫困农村了!

离校那天特别凄惨。大家背着行李涌出校门，谁也不说话各自上路。开始还三五成群，待走出县城，就剩了我独自一人。四野一片寂静，天色也凝重起来，先是阴云四合，冷风袭人，继而落下细碎的雪粒，不远处的村庄迷迷蒙蒙。风又紧了，在道旁的树梢上凄厉地呼啸。我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挣扎：十年寒窗，十年梦碎啊!我不知道前途在哪里，更不知道过一会儿回到家里如何面对父母，只有无声的眼泪和着雪水在脸上流淌……

终归还是进了家门。父亲露出惯常的微笑，从我肩上取下行李。但我能看出，他那意在安慰我的微笑却显出几分凄凉，而且从他的神情中也能感到些许失望。

我无话可说，也不想说话，第二天就到生产队上工了。我只是拼命干活，想为家里多挣些工分，从此以后也只能这样了。工余时间就钻在屋里练习画画，或者晚饭后独自跑到村外，在寒风中对着茫茫黑夜拉几首悲凉的二胡曲。

我不说话使家里的气氛凝重起来。父亲尽量多的絮叨一些家常话，让我觉得一切一如既往，似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，但也并不刻意与我谈什么。母亲本就不爱说话，仍然一如既往地忙着家务，只是神情有些变化，除了以往我熟悉的慈善和满足，现在多了些忧郁和悲凉。她好像有意回避着我，需要和我说话时立即转为笑脸。我知道这一定是父母商量好的，决不触碰我的敏感神经，好让我慢慢适应过来。

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熬着。想不到两个月后，一个机会突然出现了，征兵的军人来到村里。我知道这是此生唯一的机会，就毫不犹豫地偷偷跑去报了名。

从登记室出来，我却万分为难了：该怎样向父母开口呢?

之所以万分为难，原因有二：一是当兵对我的整个家族，是永远都无法愈合的伤痛。我从小就听奶奶和父母讲过，当年爷爷最大的骄傲是我的伯父。伯父打小在外婆家长大，那是一个大户人家，虽然已经败落，但依然全力供伯父读书。后来冯玉祥的队伍征兵，伯父听说这是救国的军队，便毅然投笔从戎，还刻意将名字改为“献丹”——取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之意。与伯父相约入伍的是本村的一位同学好友，后来成为我的大舅。到蒋冯阎“中原大战”爆发，大舅阵亡，伯父负伤。伯父回家治伤，不幸感染伤寒不治身亡。这已经够惨了，而更惨的是年迈的爷爷眼看希望破灭而忧愤成疾，竟然先伯父一天撒手西去。家里连续两天抬出两口棺材，撇下奶奶、大娘和6岁的姑姑、14岁的父亲，真真是天塌地陷啊!

大舅的阵亡通知送到家里，要外爷去县城领抚恤金。外爷是个典型的老式农民，少言寡语，只知道干活、节俭、攒钱。那天从县上领出的22块大洋，装在统一制作的布兜里。22块大洋在当时，即使对殷实人家，也是一笔很大的财富。外爷拿着它一路回家，越走心里越不是滋味——这可是我儿子的一条命啊，我咋能去花这钱?!到了洛河渡口，外爷望着无声的一去不返的流水，悲痛之情到了极点，一跺脚就把一兜大洋扔进了河里，独自坐在河边大哭起来，一直哭到天黑。

伯父、大舅还有爷爷的事，父亲给我讲过多次，每次都不忘一句话：“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。”可是我，现在居然要去当兵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