专访清华大学严飞：在悬浮时代，寻找失去的“附近”

本文来源：时代财经 作者：余思毅

编者按近几年，疫情不仅冲击了全球经济政治，也影响到了我们每个人。国际环境越发复杂，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，各种声音此起彼伏。时代财经联合新周刊硬核读书会，携手推出深度访谈栏目《锐见》，围绕经济发展和个人关切，与学者对话，传达他们的理性和智慧之声。

(相关资料图)

“大城市打拼多年，月薪两万，我过得不如同龄的‘小镇贵妇’。”

近日，“小镇贵妇”成为新的热词。漂泊在城市的打工人，过年回到了小镇，却遭受一记暴击。

以往，城市承载了大多数人的梦想与生活。“城市召唤着我们心中潜藏的梦想，因为广大与多样的城市世界，意味着幻想、希望、偶尔的满足和忧伤、期待、孤独……城市不仅是一个地方，也是一个变化之地，一座梦想之城。”加拿大城市研究学者哈罗德·乔尼（Harold Chorney）在《梦想之城》（City of Dreams）中曾这样描绘城市。

但对漂泊在其中的异乡人来说，他们摒弃了原有的身份，想融入其中，却面临“留不下的城市，回不去的故乡”，或多或少都处在边缘和撕裂的状态，感受到了悬浮式的孤独。

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、博士生导师严飞在其新书《悬浮：异乡人的都市生存》中，将视线定格在附近，记录与自己产生千丝万缕联系的普通人。

他们背后是社会身份、资源与城市发展逻辑深深的缠绕。书中引用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·鲍曼的话：“通往身份的道路上，是一场持久战，是自由之欲与安全之需之间的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，并总是受到孤独之忧与无能之惧的折磨。”

究竟悬浮社会的特征是什么？悬浮的人们如何重新建构新的连接？怎么看待人们在悬浮时代的焦虑与压抑？他们选择返乡会成为趋势吗？带着上述问题，时代财经专访了严飞老师。

在严飞看来，近三四十年，社会发展如同一列高速运行的列车，行驶速度之快使得列车“悬浮”起来，而车上的人们却面临扶手不够的窘境，生活充满不确定性。

严飞指出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，都市打工的异乡人难以在城下扎根，又回不去故乡，只能处于悬浮漂泊的状态。在都市里生活的人际关系，也逐渐发展为淡漠、离散、疏离的状态。

“在心理层面上，由于彼此的信任程度在下降，社会的道德在滑坡，这些结构性的裂痕导致人们感到孤单与疲倦。”严飞补充道。

因此，严飞提倡人们应该重新建立新的联结，关心身边与附近的人。他以腾讯上线了一个给附近的人分享退烧药的小程序为例子，认为通过技术赋能等手段，可以让人与人之间营造归属感。

就返乡创业现象，严飞认为，暂时无法判断能否成为趋势，但一个良性社会应该是尊重人的自由流动。

“人的城镇化意味着从村、乡、镇到城，普通人得到整体的提升，这种提升不仅是公共福利，还包括良好教育的权利与未来的确定性，给予他们更多的开放自主选择的空间。”严飞指出，只要城镇、乡村社会整体提升了，人们就可以自主地选择要去大城市，还是停留在四五线城市。

社会急速发展带来人与人的疏离淡漠

时代财经：《悬浮》记录了在北京漂泊的各色人物生活的困苦，能具体谈谈悬浮社会的特征吗？

严飞：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认识悬浮社会或者说悬浮时代。

第一个维度，“悬浮”描述的是当今社会没有根基、缺少一定安全感的状态。这种状态的出现是因为过去30~40年的时间里，社会发展高速向前，就像是一辆高速前行的列车。在不断前进过程中，社会慢慢被悬置悬浮起来，成了脱离地面的状态。

这时，列车上的人们会特别想抓住一些东西，但是列车上的扶手是有限的，人却越来越多，人们想抓住一些东西的机会就越来越少。当人越是想抓住一些东西却越抓不住的时候，就会对未来产生深深的不确定感，这样一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，必然会在心理层面产生一种悬浮的心态。

我在书里面描写的一些城市外来务工者，他们处在无根漂泊的状态，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徘徊，他们会清晰地发现这两个地方似乎距离自己非常的遥远。

无根漂泊意味着融不进城市，他们思念故乡，但故乡又成了再也回不去的他乡。乡愁对于他们来说，就像是“我回到了家，但这里不是我的家”。

像书里面写的王师傅虽然在北京生活了20年，没有北京户口，北京对他来讲没有任何的关联，他与大城市依旧很淡漠、很疏离，但同时他的家乡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以至于连回家的路几乎都不认识。

他说，家乡的村口本来有两棵大树作为一个标识，但是现在这个标识也没了。高铁通车后，回家越来越方便，但没有这两棵树，以至于他下了火车站不知道怎么样走回家。即便回到家，之前的小伙伴也越来越疏离、淡漠。

第二个维度，陌生、离散的状态不仅是对于城市外来务工而言的，对于更广大的人群也会感受到，这是大都市生活带来的特性，一种特有的矜持。

从社会学来讲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边界，但另一方面，当每个人在社会当中深深感到孤独时，个人和主流之间就会形成一道无形的墙壁。在这样的社会当中，其他主体也同样会感受到一种悬浮式的孤单，人和人之间的联结会变弱。

《悬浮：异乡人的都市生存》作者：严飞，出版社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出版时间：2022年11月

记录厚重的生命体验唤起公共关注

时代财经：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说，与外卖员、快递员的接触更多是享受他们提供的服务，很少关注他们本身，是什么契机让你注意和关心到都市异乡人的“悬浮人生”？

严飞：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的研究范式里面，对城市外来务工者或是对于城市农民工群体的研究，持续了二三十年时间，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去关注。

从研究范式上看，很多学者喜欢去讲述宏大叙事，关注恢宏的话题、自上而下的趋势。我会更加喜欢个人的经验叙事，会关注普通人的声音、人间的微声、社会的微声。我觉得自下而上传达普通人的声音是更加重要的。

过去学者觉得自下而上进入普通人的人生应该是记者的事情，学者就是要做一些抽象的描绘、总结、梳理，但我觉得其实并不必然。把厚重的生命体验以故事形式进行完整的叙述，在此基础之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立体的人，这是带有生命基调的展示。

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安德鲁·阿伯特(Andrew Abbott) 就提出抒情社会学，特别看重通过细致的细节描写去触动读者的心灵，唤起读者内心深处的一种共鸣。我们描绘的是普通的、具像的个人经验与趋势，这些个人经验与趋势都不可避免地折射背后的社会性和公共性。

书里面描绘城市外来务工人员所经历的痛苦、悲伤与选择，这些群象的背后是结构性的社会性裂痕。在快速的社会变迁之下出现了悬浮的状态，疲惫的心态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淡漠，城乡的不平等，城乡的快速迭代，户籍制度导致的社会公共福利体系的缺失等，甚至大城市的更新改造过程当中，对城市外来务工人口的一刀切式的处理等公共性的议题，都会不可避免的在每一个具象人身上发生折射。

重建人与人的联结进行社会修复

时代财经：你说高速运行的列车上，人们很难抓住“扶手”，人与人之间是淡漠的。那么悬浮的人们如何重新建构新的连接？这对于他们的日常来说重要吗？

严飞：重建情感联结，在人与人的层面修复社会性裂痕是很重要的。

社会发展太快了，大家都拼命的往前跑，彼此的信任程度在下降，社会道德在滑坡，这些结构性的裂痕导致人们在心理层面出现了孤单、疲倦的状态。

对社会性裂痕的弥补叫做社会修复，社会修复有很多不同的面向和层面去做，也许就是以附近作为一种载体，更好的去帮助身边的人。

人与人之间不仅是邻里之间的一种深度的架构和往来，看到身边社区里普通人，多与他们表达尊重和温情。举个例子，去年12月份由于疫情的缘故，大家都非常缺药。当时腾讯推出了一个小程序，依托算法，看到附近有些什么样的人需要药，人们可以提供自己额外的药进行分享。

在小程序里，人们能看到离自己50米、100米、200米的人的情况，例如有什么的症状与需求。我手上有多余的药，也想提供帮助，但当我再次打开小程序行动时，发现这些需求都已经被解决了。这可能存在两种情况，有一个人比我还要高频次地打开这个小程序，给予别人帮助；另一种可能性是很多人在不同的时间段，高频次打开这个程序给人们提供帮助。

它就是建立连接的特别好的例子。通过技术的赋能，让大家意识到附近的存在。每个人都可以变成社区里面的一份子，来增强社区的凝聚度。

人们生活在这里面，会有一种归属感，而不是前面提到大都市人和人之间淡漠、离散、隔离的状态。

00后务工者对于个体的认知会更加强烈

时代财经：书中涉及外来务工者的心理状态，其中从事快递、外卖、运输等物流行业务工者心理状态尤其紧张，并且有高度的压抑倾向、可能以及存在压抑状况的占比九成，这数据让我很惊讶。怎么看待人们在悬浮时代的焦虑与压抑？

严飞：尽管调查问卷的样本数量不是很大，但也可以看到一些趋势，当时我们也很惊讶“压力状态的占9成”那么多。

调查是在疫情之前做的，当时社会上还在讨论困在系统里面的外卖小哥。物流行业里面也包含了快递、外卖员，数据本身不会说谎，外卖员、快递小哥面临的压力是不同行业里面排名最高的，他们的心理状态非常的压抑、紧张、焦虑。

人们的压力和他们所处的行业有紧密的联系，比如柜台的销售人员的心理压抑、焦虑是程度是最低的，不同的行业紧张的程度是不一样的。

时代财经：异乡人在都市生存，哪些心理状态值得关注？

严飞：在心理的层面，我们发现有一点非常有意思，人们在社区的融合度上、社会的公平感的体验是有偏差的。

当时，我们还对年龄做了区分，00后务工者对于个体的认知会更加强烈。

劳动力市场上，00后对重体力活的接受度比较低，会偏向从事零工，工作时长不像父辈那样能接受时间非常长。他们同时会选择尝试很多不同的行业，但受到的挫败感会更加深，所以会容易出现一些极端的情况，例如心理上的放弃，消极面对人生，出现类似“三和大神”的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会更大。

同时他们更加原子化，更希望比他们的父辈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，因为他们也许出生在城市、成长在城市，与家乡的关联非常疏离。

时代财经：就他们的焦虑与需求等，社会或有关部门应该给以什么样的回应？

严飞：需要去破局，去增强联结。比如说外卖小哥困在系统里，学者和业界同时推动给予更多的一种关注，最后的破局就是推动签订劳务合同，提供五险一金，同时把他的送货时间给予更多的延长。在消费者客户的层面，让他们意识到外卖小哥这么焦虑，人们通过一句简单的谢谢、不要催单等表达感谢与尊重，对于他们也是一种帮助。

在社会层面给予更多尊重，社会服务、公共福利体系的层面给予帮助。这也是为什么学者需要做这样的书写，不仅是唤起读者内心深处的共鸣，同时也许可以在社会层面形成公共性的唤起，引起思考。

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不同的行业、群体、职业时，他们的生存状况与生命故事就会被看见，我相信会引起更多的一些公共层面的讨论，以及政策层面的改变和帮助。

自由流动的社会愿景

时代财经：近年来也有出现一些返乡创业，这能否看成是劳动红利的退潮？

严飞：我目前无法判断这一现象是否劳动红利的退潮，我希望看到一个可以自由流动的社会，希望这个社会朝着这个方向在进步。

身边确实也有很多返乡创业的案例，而且非常成功。过去有一些返乡创业的人，仅仅只是利用当地资源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，或者获得农民手上的土地流转，属于今年“捞一票”明年就走的投机行为。返乡创业并不是一个噱头，而是真正地带动当地村民一起发家致富。

在社会流动的层面，城镇化是过去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推手，今天讨论城镇化不仅仅只是在经济层面，而是讨论人的城镇化，真正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，不仅仅只是高楼大厦。

人的城镇化意味着从村、乡、镇到城，普通人得到整体的提升，这种提升不仅是公共福利，还包括良好教育的权利与未来的确定性，给予他们更多的开放自主选择的空间。

时代财经：这种流动在未来一个很长的时期会不会成为一个趋势？

严飞：不一定。因为大城市的吸引力还是非常巨大的，即便它会带来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矜持的状态，但教育体系、经济获利、机会还是很多。

另一方面，我们要提升的四五线城市和县镇的基础教育、公共福利、医疗体系等等，让当地居民也能获得相对来讲比较舒适、自在的生活体验。那么，人们可以自主地选择要去大城市，还是停留在四五线城市。